唐代和平昌盛、国泰民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最少约束的一个时期，是思想文化开放型的杜会，善于和敢于向外来的优秀文化学习与借鉴，并将它吸纳融合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玉器一改以往的古风古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颇具浪漫主义色彩，显示山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时代风格，为中华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玉器的创新和发展。

    首创的玉带銙服饰玉器

    中国古代衣着特点之—是穿长衫，腰部需用大带束住。唐代开创的按官级高低佩带的玉器服饰玉带銙富有时代特征，是一种“等贵贱”玉器，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首创。用玉带銙的佩带形式来象征官位及其权力，一般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方许佩用，其规范化与制度化，是中国古代礼仪玉器中的重要发明和创新。

    玉带銙由鞋(鞋带衬)带板、铊尾和带扣组成，始于唐高祖李渊时期。据《唐实录》：“高祖始定腰带之制，白天子以至诸候，王、公、卿、相，三品以上许用玉带。”据《新唐书•銙车服志》记载：“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铂石带銙八。”

    唐代玉带銙特点：其一，带銙的颜色由紫色向其它颜色递变，紫色位阶最高。紫色其义来源于紫微星，据传是天帝所居处，故以紫色位至尊。其二带銙以玉为最高，依次为金、银、铜、铁。其二，据官爵的高下，所用玉带銙的节数有严格规定，由13块至7块，尊卑有变。

    唐代玉带銙制度的建立完全符合并突出显示了封建帝王制度下的等级与权力观念。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使其能在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来、元、明、清历朝历代官仪中沿用。

    独放异彩的佛教文化飞天玉器
   
    中华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亲缘关系由来已久，我国最古老的“玉石之路”(公元前4000午)不仅是西域昆仑美玉——和田玉向中原运输的通道，还是西域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佛教的文化之路，可见，中华玉文化与佛教文化天生就具有不解之缘。

    佛教创于古天竺（古印度），于汉哀帝刘欣当朝时即公元前2年（元寿元年）传入中国。西域佛教国大月氐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处受浮屠经，从此，佛教在西汉取得正式合法地位。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较为流行，到唐朝则兴旺发达，与我国儒家的封建宗法思想合流，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广泛传播。
    唐代玉器中的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是唐代玉器重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以飞天为典型代表（玉飞天之源），是当今所见到时代最早的飞天玉器，是后世同类玉器的先导。

    唐代飞天玉器用料均由新疆和田羊脂玉、白玉雕就，在玉材和艺术上表现山飞天的圣洁与高贵。飞天为印度佛教诸神之一，印度梵语称他们为“乾达婆”与“紧那罗”，即天歌神与天乐神，是飞天形象的原型。传说是一对夫妻，一同飞入极乐天国，居住在风光明媚的天宫十宝山中，弹琴歌唱，娱乐于佛，故称之为飞天。杨衡之在(洛阳加蓝记》中称之为“飞天伎乐”，飞天是具有特殊职能的飞神，汉语称香音神。在佛教中被描绘成浑身散发香气，能歌善舞，给人们带来欢乐、幸福的神仙，造型特征为一体态轻盈女子，身披长裙飘带，祥云托起，手持莲花，悠悠漫舞，飘飘九霄，邀游天际，飞翔太空。玉飞天的艺术风格为飘然妩媚，淡雅萧疏，情韵连绵，尤显灵动之美，尽显镂雕之妙。

    唐代佛教的飞天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广泛地接纳，是因为在中国本土已有道教的升天仙人——羽人。道教有“仙人者，束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乘云，上造天阶”的羽人之说，与外来佛教的飞天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能一拍即合。玉器的形制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和导向的，飞天形象是在印度佛教艺术基础上“承与变”的混血种，中国式的玉飞天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它溶入了传统艺术的创作，俱现实（歌舞伎）、想象（无翅而飞）、形象（飘逸飞舞）相结台，用以形（形象）写意（意境）的方法宋表达情（抒情）与理（意理）的统一，所表现的是生命无限之意境美。唐玉飞天是古人浪漫主义思维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产物，歌颂了妇女的美丽、善良、智慧和尊严。飞天由二人之恋到合二为一，表现出超脱尘世的快乐人生观，飞到那里，是一片乐天、乐空、乐土，是眷恋生命意识的产物。

    唐玉飞天表现了佛道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佛教的极乐天国与唐朝社会吉祥太平相吻合，其审美价值观是欢乐向上社会和谐。表明外来佛教文化至此已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文化，是唐代玉器为中国传统玉文化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东西部文化交流的伎乐纹玉带板玉器

    唐代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营养。伎乐纹玉带板是唐朝引入西域音乐、文化的历史见证，是唐朝成功地进行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朝廷将新疆龟兹国（今新疆西部库车、沙雅）的伎乐人带进长安，并与汉族的音乐融合。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42年（贞观16年）将唐代宫廷燕乐九部乐增加为十部乐，有燕乐伎、清乐伎、天竺伎、高丽伎、安国伎、西凉伎、康国伎、龟兹伎、疏勒伎、高昌伎。

    唐十部乐集汉、魏、南北朝乐午之大成，用于外交、庆典、宴享，具有鲜明的礼仪性。公元714年（开元2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将十部乐改为立部伎（乐）和坐部伎（乐）。坐部伎（坐式演奏）内容有长寿乐、天授乐、宴乐、龙池乐、鸟歌万岁乐、破阵乐六部，演出水平和地位高于立部伎（站式演奏）。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立部伎》诗中有：“立部贱，坐部贵”之说。今考古发掘所见唐代玉带板上的伎乐纹中，演奏乐器者属坐部伎，铊尾上的舞蹈者属立部伎，其形象为：深目，高鼻，卷发，留胡须，着胡衫，紧袖，束腰、肩披云带，足蹬乌皮长靴、舞于氍毹上，舞姿生动传神。白居易诗曰：“心应弦，手应鼓，弘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持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飞”。舞蹈场景所描述的属于盛行于唐朝的“胡旋”。

    玉带板上的伎乐纹饰是唐代玉器善于向域外优秀文化学习与借鉴、吸收西域音乐舞蹈文化并将它融合于中华传统玉文化之中的产物。

    唐代玉器玉料精美，种类多样，工艺精湛，内涵丰富，以超凡的文化艺术品质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并为后人进行中华玉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其后，清代康乾盛世痕都斯坦（巴基斯坦及南亚）玉器的传入，可以认为是唐代玉器引入外来文化艺术成果的延续与发展。